最早由医生编成的体操——“五禽戏”
五禽戏是我国古代体育锻炼的一种方法，创始人是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华佗总结了前人模仿鸟兽动作以锻炼身体的传统做法，创编了一套保健体操，包括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也就是五禽戏。它比瑞典发明的医疗体操要早一千多年。

　　一次，华佗看到一个小孩抓着门闩来回荡着玩耍，便联想起“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的道理，于是想到人的大多疾病都是由于气血不畅和瘀寒停滞而造成的，如果人体也像“户枢”那样经常活动，让气血畅通，就会增进健康，不易生病了。

　　于是，华佗有时间就专心致志地研究锻炼身体的方法，参照当时古人锻炼身体的“导引术”，不断琢磨改进，根据各种动物的动作，创造一套模仿虎、鹿、猿、熊、鸟五种动物的拳法。这套拳，模仿猛虎猛扑呼啸，模仿小鹿愉快飞奔，模仿猿猴左右跳跃，模仿黑熊慢步行走，以及模仿鸟儿展翅飞翔等动作，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能清利头目，增强心肺功能，强壮腰肾，滑利关节，促进身体素质的增强，简便易学，故不论男女老幼均可选练，待体质逐渐增强后再练全套动作。五禽戏不仅具强身延年之功，还有祛疾除病之效。正如华佗所说：“体有不快，起作禽之戏，怡而汗出，……身体轻便而欲食。”近年来五禽戏作为康复医疗的一种手段，已广泛应用于中风后遗症，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症，脊髓不全性损伤等患者的辅助治疗。

中国最早的病历 “病历”

　　是医疗部门记载病人病情，诊断和处理方法的记录。但你知道我们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吗？又是谁首创的呢？

　　汉文帝时期有个人名叫淳于意，因年轻时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官，人们便称他为“仓公”。小时候，他家里很穷，他的许多亲属都因有病而无钱医治，过早离开了人间。这悲惨的现实启发了淳于意，他决定自己学医，来挽救病人的生命。于是，他在管理粮仓之余便四处搜寻药方，拜求良医。不久他便成了一名学识渊博，能预知病人生死，拥有许多奇方、古方的医学家。中国医学上最早的“病历”就是淳于意首创的。

　　淳于意是个细心人，在他给人治病诊病时，总是把病人的病情和自己诊断处理的方法记下来。当时人们把这称为“诊籍”；现在我们称它为“病历”。

　　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为淳于意作传时，曾摘要记录了他的25份病历，这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最早的“病历”。

也许你去看过中医。医生经过问诊、搭脉、看舌苔，作了一番辨证论治之后，开出一张处方，你就拿了这张处方到中药店去配药。这方子上也许只有一种药，那叫单方；如果有几种或几十种药，那叫复方。中医开方子，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商代就已经有了。2000多年前成书的《内经》中列有13张方子。到了汉代张仲景写了本《伤寒论》，该书中的方子已达到113张。张仲景的另一本书《金匮要略》中有方子262张。晋代葛洪写了《肘后备急方》一书，载方101首。唐代孙思邈写了《备急千金要方》一书，载方有5300首。后来他又写了《千金翼方》一书，载方2900余首。唐代王焘写了一本《外台秘要》，载方6000余首。宋代政府编纂了一部方书，叫《太平圣惠方》，全书载方16834首。宋代另一部方书《和剂局方》，载方788首。元代宫廷中药局的成方配本《御药院方》载方1061首。明代的《奇效良方》载方7000余首。清代《医方集解》载方700余首。清代另一本方书《成方切用》载方1180余首。我们看了我国历代的主要方书以后，不禁要问，我国最大的方书是哪一本?那是明代的《普济方》，它载方竞达61739首。

　　据说明太祖将自己第五个儿子朱棣，封为燕王。而朱棣一直很喜欢做诗谈学，热衷医道，平时很注意收集古今方剂，于是他将自己收集到的方剂加以整理、修订，编成了《普济方》一书。为了保证该书的质量，朱棣又请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一同讨论、修改，最后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定稿出书。 　　朱棣为了编写《普济方》，收集了大量资料。除了收录明以前各家方书以外，还收集其他方面的材料，如传记、杂志等，所以内容十分丰富，编的也很详细。由于出版的数量比较少，而该书又比较实用，所以不少人辗转传抄。有道是“物以稀为贵”，《普济方》一书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后来经过一些年代，《普济方》原来的刻本已经散失，而一些藏书家，你藏几页，他藏几张，拼也拼不全。只有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算将这本书收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普济方》就是在《四库全书》中所载的。

　　《普济方》原作168卷，后来《四库全书》将它改为426卷，分成217类，共788法。全书载图239幅。该书总的方子数为61739首。全书的内容包括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书中记载了许多疾病的治法，如汤药、按摩、针灸等。《四库全书提要总月》认为：“是书一证之下，各列诸方，使学者依类推求，于异同出入之间，得以窥见古人之用意，因而折衷参伍，不至为成法所拘。”《普济方》是一本十分实用的方书。它在所列的每一病证之下，列了一些方子，学者或医生只要依病查方，再在各个方子之间选择一下即可。而这本书也是十分宝贵的医学文献资料，它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我们想看又因佚失而看不到的材料。

　　虽然，《四库全书》保存了《普济方》的全部内容，但是也有不少抄错、记错的地方。人民卫生出版社在1959年以《四库全书》中所载《普济方》为主，并参考以前的一些残卷残本，一一进行校勘、重印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普济方》共分10册。第一份为方脉运气脏腑，第二册为身形，第三册到第六册为诸疾，第七册为谙疮肿，第八册为妇人，第九册为婴孩，第十册为针灸。这样使原书426卷亢繁的卷宗变得简明有章。国家花了一定力量重印这部我国最大的方书，使这部古书重放异彩。

　《黄帝内经》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是约成书于战国以至秦汉间的医学理论性论著，它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共１８卷，１６２篇，约１４万字。它托名于“黄帝”，实则是古代许多医学家的劳动成果，它是祖国医学中最宝贵、最光辉的遗产。

　　《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祖国医学对于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诊断、针灸、治疗等各方页的见解，对临床实践从理、法、方、药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确立了祖国医学的指导思想和治疗原则。同时，也涉及到当时天文、物候、历法、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十分丰富。它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医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它的基本思想是：强调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与情志存在着整体联系，与自然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社会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说明人体结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总结诊断治疗的一般规律，重视脏腑经络，认为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都是起源于内脏的功能，经络是人体内部运行气血的通路，内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各部器官组织联成一个整体；提倡预防疾病，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主张，要求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两千多年来的医疗实践证明，《黄帝内经》一书的价值甚高，它不仅为我国历代医家所重视，而且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医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高度注意，一些国际针灸组织，还把它列为必读的参考书。现在，《黄帝内经》的部分内容已被译成日、德、英、法等多种文字，流传于许多国家。

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很大，它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传染病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我国古代的传染病不断流行，使大批人员死亡。特别明清两代更是大量发生。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如《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干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系统。我国第一部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专门著作是清代吴有性所作的《温疫论》。

　　吴有性，字又可，是明末姑苏(今江苏吴县)人。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正是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明末公元1641年，正当吴有性49岁的时候，当时传染病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这时许多医生找不到新的治疗办法，以致治疗效果很差。吴有性亲眼目睹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惨景，刻苦钻研医学道理，不顾自己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通过对当时流行的传染病的详细研究，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终于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温疫论》。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正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胃"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你注意过自己的舌头吗？为什么舌头上有一片象苔藓一样的东西？而舌头的颜色又为什么常常改变？为什么有人舌嫩而有人舌红？ 又为什么有时舌头上象缺了一点什么似的？ 这些都是属于中医舌诊所要回答的问题。舌诊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之一。几千年来，舌诊已成为祖国医学的特色之一。

　　早在我国殷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贞疾舌”的记载，其中就含有诊断病舌的意思。公元前3～5世纪成书的《内经》中已有较多关于舌诊的记载。如关于舌苔之色，认为舌苔黄是属于体内有热。还有舌卷，为舌卷缩口内，不能外伸，认为是由于高热神昏。《难经》中也有一些舌诊记载。到了汉唐时代，张仲景创造了“舌苔”一词，并确立舌诊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以后《诸病源候论》、《中藏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也提到一些舌诊的内容。到宋、金、元时期，《活人书》以有无口燥舌干来辨阴阳虚实，《小儿药证直诀》首创“舒舌”、“弄舌”的名称。但以上一些文献中所记载舌诊的内容都比较分散，而我国最早的一本专门谈论舌诊的著作则要算《敖氏伤寒金镜录》，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舌诊专书。

　　13世纪（元代），有一个姓敖的人，他对舌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真总结了当时察舌辨证的临床经验，写成《敖氏伤寒金镜录》一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伤寒的舌诊。他在这本书中将各种舌象排列起来，绘成12幅图谱，并通过舌诊来论述症状。

　　《敖氏伤寒金镜录》书成以后，限于当时条件，未能广为流行，以至现在已看不到原来的版本了。好在当时有个叫杜清碧的人，发现了这本书以后，自己动手绘了24幅舌象图，与原书12幅合为36幅，于公元1341年印刷出版。但由于印数不多，所以看到这本书的人也没有几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敖氏伤寒金镜录》，就是经杜清碧增补的版本。该书以伤寒为主，又写了一些内科以及其他疾病。主要根据舌色，分辨寒热虚实、内伤外感，记录了各舌色所主病证的治疗与方药。全书分36种舌色，每种舌色都附有图谱。这对于临床诊断时应用，确有-定指导意义。

　　到了明朝，一位著名医家薛己原封不动地将杜清碧增补的《敖氏伤寒金镜录》收入他的《薛氏医案》一书，《敖氏伤寒金镜录》方能借以广为流传。薛己对该书曾作过如下评论，他说：过去有本书叫《敖氏金镜录》》，专门以舌色来诊断毛病，书中既画了各种舌色的状况，又详细地写出了各种舌色所主的病证，然后再分别记述了它们的方药。医生只要一翻这本书就一目了然，清清爽爽。虽然比不上张仲景写的书，但十分合乎张仲景的道理。可真是既深奥而又通俗，既合乎实用而又简明。

　　以后又有个叫申斗垣的写了一本《观舌心法》，将舌诊图谱增加到137幅；再后，有位张诞先写了一本《伤寒舌鉴》，又改为120幅。但从临床实际需要来看，正确认别36种舌苔，已能满足一般临床的要求了。所以，《敖氏伤寒金镜录》的价值实在比《观舌心法》、《伤寒舌鉴》等书要大。

　　《敖氏伤寒金镜录》的作者是一个无名英雄，现在除了知道他姓敖以外，其他如名字、出身、籍贯等等均无记载。而《敖氏伤寒金镜录》这本我国最早的舌诊专著得以流传，还是依靠元朝杜清碧的修订、明朝薛己的收录。在古时候，一部书的写成固然很不容易，而得以流传下来就更不容易了。

　　中医的舌诊对西方医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西医诊断学也逐渐地重视舌质、舌苔的变化及舌的活动状态。譬如，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舌头伸出时常会发生震颤：肢端肥大症和粘液性水肿患者舌体肥大；低血色素贫血时，舌面平滑；核黄素缺乏时，舌上皮可有不规则隆起；猩红热病人舌头呈鲜红色，形如草莓。这些与中医诊断学认为人体重要脏器的疾病，均可在舌头上有所反应，可以通过舌诊了解病人的病情、变化和转归的道理相合。正因为中医舌诊很重要，所以世界上不少国家正在深入研究，他们通过舌萤光检查、舌印检查、舌的病理切片检查、舌的活体显微镜观察、刮舌涂片检查，以及各种生理、生化、血液流变学测定等等，探索舌诊的奥秘，让古老的中医舌诊对世界医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公元256年，晋代医学家皇甫谧，克服疾病缠身的重重困难，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历代针灸学的经验，写出了我国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出身在富裕家庭，到他这一代已破落，家贫如洗。从小父母早亡，寄养在婶婶家中，但他仍没有改变富贵家庭出身的破落子弟样子。一向好吃懒做，不耐艰苦，成天游手好闲，直到20岁还是目不识丁，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后来经过婶婶的开导和老师的教育后，才发奋读书。

　　正当他战胜了安闲逸乐的诱惑，感到生活有意义的时候，突然患了风痹病：半边身子象针刺似地难受，有时痛得起不了身，请了几个医生都认为难治此病。他读了《内经》、《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医书后，就在自己身上扎针，有些穴位刺不到就叫儿子进针。就这样，靠针刺、拔火罐、按摩，治好了自己的风痹病。从此，他更努力钻研，决心效法古人整理针灸典籍，要把有用的医术继承下来。他叫儿子、学生一起工作。东汉以后，由于战争频繁，许多竹简都已散失，抄本也残缺不全，皇甫谧把各书中点滴的针灸资料都集中起来，逐条加以核对分折，并结合自己经验决定舍取。

　　当时，晋武帝闻其名而诏他当皇太子的老师。他为了完成大业，辞掉了高官厚禄，并在婉言辞呈上向皇帝提出借书的要求。皇上为了表示自己是"礼贤下士"，居然送给他一批书。皇甫谧十分高兴，抓紧时间攻读，又补充了不少针灸资料。

　　有时天气不好，风痹病复发，不能执笔，他就躺在床上口述，让学生和儿子记录。经过几年辛劳，终于在他42岁时，写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

　　这本书共12卷，128篇，书中对人体穴位进行了科学分类，并补充了许多古书中没有记载或没有名称的穴位，确定了349个针灸穴位。对每个穴位的治疗作用、禁忌证、操作方法，书中都作了详细介绍，还保存了大量过去散失掉的资料。这本书对我国针灸学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促进了针灸学的发展，成为后世针灸学著作的典范。

　　公元5世纪，《针灸甲乙经》流传到日本、朝鲜。公元7世纪，日本也设立针灸科，用《针灸甲乙经》做教材。所以这本书不只是我国最早最系统的针灸专著，而且在国际医学交流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准创建医学教育机构教授学生，同时还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到了公元6世纪的隋朝，创立了"太医署'这样一个机构，主要是一些太医们集中在一起办公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医学教育行政机构。隋"太医署"直属太常寺领导。"太常寺"是掌管当时礼乐、郊庙、社稷等一些事的。隋"太医署"有主药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博士2人，咒禁博士2人。但是隋"太医署"的规模不大，设置不全，所以只能算是医学校的初级阶段，并不能算正规的医学校。

　　我国第一座由国家举办的正式医学专科学校是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长安建立的唐"太医署"。唐"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大部份组成，与现在医学院(校)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相类似。

　　唐"太医署"由皇家直属。设太医令2人，是"太医署"的最高行政官员，相当于现在医学院(校)的校长职务；还设立太医丞2人，他们是作太医令的助手。太医丞手下则有医监4人，医正8人。以上18人都是"太医署"的行政长官。

　　"太医署"分医学部和药学部，就象现在医学院（校）分医学系和药学系差不多。医学又分四大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包括伤科）和咒禁科，这与现在医学系中设置的一些专业差不多。四科之中，医科最大，总共有164人。

　　其中医师20人，医工100人，医生40人，典药2人，医博士1人，医助教1人。学生入学后，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基础课程，然后再分专业学习。学生都由"太医署"中的博士、助教教课，分专业学习为"一日体疗，二日疮肿，三曰少小，四日耳目口齿，五日角法"。每二十人中"十一人学体疗，三人学疮肿，三人学少小，二人学耳目口齿，一人学角法"。当时还规定学习年限："体疗者七年成，少小及疮肿五年，耳目口齿之疾并角法二年成。"实际上体疗相当于内科，少小为小儿科，疮肿为外科，耳目口齿为五官科，角法是一种外治方法。 其他三科中，针科共有师生员工52人，其中博士1人，助教1人，针师10人，针工30人，学生20人。针科学生先学医学基础理论，然后重点学习针灸专科。按摩科共有师生员工36人，其中博士1人、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学生15人，以学习按摩专门技术为主。咒禁科共有师生员工21人，其中博士1人、咒禁师2人，咒禁工8人，学生10人，主要学习道禁和佛教中的五禁．但该专业人数最少，影响最小。

　　"太医署"规定学生除了入学考试以外，月、季、年都有考试。对于学习9年仍不及格者，即令退学。而对于考试成绩优良的，予以奖励。这样的考试制度保证了学生的质量，并且可以及时发现人材。太医署不仅规定对学生定期考核，而且"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对于教师和教辅人员的考核制度保证了师资队伍的质量，这样也保证了整个医学校的教育质量。

　　药学部虽然没有医学部大，但也有一定规模。药学部包括"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二十四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药学部还设有药园，所以当时不仅从理论上，还通过实践培养药学专门人材。 由于唐代对药学较为重视，就为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的问世作好了准备。

　　我国第一所医学校--唐"太医署"为我国唐代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材，以后历代都设立类似唐"太医署"的医学校。公元1102年，宋代，把医学校划归"国子监"管理。"国子监"是当时主管教育的高级领导机构。宋代医学校的规模也有了扩大。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医学校都与唐"太医署"相类似，改变不大。历代不少名医都来自医学校，如宋代朱肱、陈自明，元代危亦林、齐德之，明代徐春甫、薛己等。

　　世界各国纷纷学习我国唐"太医署"这种医学校的形式，办起了一些类似医学校形式的机构。如朝鲜在稍后仿唐"太医署"设立博土，用中国医书《素问》、《难经》、《甲乙经》、《本草经》等教授医学生，日本在公元701年制定"大室律令"，设置了类似唐"太医署"的医学教育设置，同时规定学生必须以中国医书《素问》、《新修本草》等做教科书。但这些医学校的规模、范围、形式都还不能正式列入医学校。世界上所谓最早的医学校是萨勒诺医学校，在11世纪成立的。这所医学校不但年代比唐"太医署"晚了500多年，而且它的组织，规模等方面也差得多。

看过《三国演义》小说的人也许还记得，蜀国大将关羽和魏国曹仁军队战斗的时候，右臂中了有毒的流箭，满臂红肿非常危险。蜀军请当代名医华佗去襄阳为关羽治疗，华佗看了伤口后，决定施以手术，并建议服“麻沸散”麻醉。关羽不肯用，华佗便把他的病臂缚在木架上的铁环中，在局部涂抹了强烈的麻醉药。拿出尖刀刮尽了腐肉和受损的骨膜，搽上了药，又用丝线把伤口缝好，使关羽保存了性命和手臂。

　　小说中讲的“麻沸散”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和使用的麻醉剂，由东汉末年和三国年间杰出的医学家华佗所创造，公元2世纪我国已用"麻沸散"全身麻醉进行剖腹手术。到19世纪中期欧美医生才开始施用麻醉药，比我国整整晚了1600多年。这无法比拟的创举，使祖国医学一直遥居世界前茅。

　　据传华佗还想用“麻沸散”为曹操治头风病，当时建议曹操服“麻沸散”后剖开头皮切除病根，可惜曹操不相信华佗的本领，反而把华佗杀害了。

　　关于"麻沸散"的配方遗本传说众多。有的说被华佗用火烧掉了；有的说华佗在监狱中送给看守人，而被看守人的妻子烧掉，看守人放下一部分；还有的说华佗烧的是副本，正本留在家中。

　　1979年中外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华佗神方》，由唐代孙思邈编集，里面就有人们所渴望而急欲一观为快的“麻沸散”配方。它的组成是：羊踯躅9克、荣莉花根3克、当归30克、菖蒲O．9克，水煎服一碗。

　　书中还记载着此方专治腹中病结或患圆形或长形肿块，各药不效，必须割破小腹取出，或脑内有病，必须劈开头脑，取出病邪之物则头风自去。服此能令人麻醉，不知人事，任人劈破不知痛痒，说明麻醉作用还很强。由此可知华佗当时对于脑外科和普外科及麻醉学方面已达到相当水平。如果再向前推算，曾有一个故事记载了战国时期神医扁鹊使用"毒酒"麻醉，给两个心脏病患者做了心脏对换手术。只可惜“毒酒”由什么成分组成没有文字记载，否则我国麻醉剂的发现还要早得多哩！

创建于我国宋代（1076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第一个“官药局”，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办的国家药局，当时叫做“熟药所”，也称“卖药所”。

　　“官药局”由政府经营，主要出售丸、散、膏、丹等中成药。由于中成药具有服用方便、携带容易、易于保存等特点，深受广大医生和病人的欢迎。因此，这种“卖药所”发展很快，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州县，甚至边疆镇寨。如淮南、淮西、襄阳、四川、陕西地均有设立。“卖药所”的名称也相继改为“医药惠民局”、“医药和剂局”。

　　宋代“官药局”的组织机构是相当完整的，设有专门人员来监督成药的制造和出售，由专人管理药材的收购及检验，以保证药品的质量。此外，还有人专门从事药物炮制配伍的研究工作，在总结前人制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提高制药方法和技术，使宋代配制中成药的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当时的药局内，还建立了很多制度，如规定夜间要轮流值班，遇到有急病不立即卖药材，要给予“杖一百”的处罚，对陈损旧药要即时毁弃等等。

　　宋代“官药局”的设立，对我国中成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所创制的许多有名中成药，诸如苏合香丸、紫雪丹、至宝丹等，经过700多年的医疗实践检验，迄今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相传上古尧舜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舞蹈运动治疗关节活动障碍的毛病。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通过实践、探索逐渐总结出"导引术"(即保健体操)和"吐纳术"(即呼吸体操)等医疗体育方法来防治疾病。

　　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导引图》是现存最早的一卷保健运动的工笔彩色画，这是公元前3世纪末的作品。图中彩色描绘了不同年岁的男女体操动作40多个，旁边还附有简单的文字说明，图上男女数量大致各半。《导引图》不仅年代早，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它使古代文献中散失不全的多种导引与健身运动找到了最早的图形资料，对导引的发展、变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线索。从中我们看到有关医疗体育的几个方面：

　　一、呼吸运动：马王堆《导引图》所描绘的呼吸运动与古代传统练功的"胎盘法"(丹田呼吸法)不完全一样。文字说明中有两处直接提到呼吸。如"印(仰)浑(呼)"与"笑(猿)狰"。古代"印浑"是仰身呜叫的意思，"笼浑"是猿猴啸叫的声音。图的形态是胸部扩张，双手向后举，其动作是加强对心肺功能的锻炼。

　　二、肢体运动：《导引图》中除极个别的蹲、跪(坐)式外其余全部为立式运动。现在我国第五套广播操中的八个动作基本概括了《导引图》的精华部分。如上肢运动有"龙登"冲拳运动有"蚂(占)"，扩胸运动有"印淬"，体侧运动有"螳螂"；腹背运动有"满政"，跳跃运动有"引颈""坐引八维"，以及有图缺文的踢腿运动和体转运动。

　　另外，象《五禽戏》中鸟、熊、猿也有相似图文，可知华佗的《五禽戏》与马王堆《导引图》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

　　三、器械运动：《导引图》除徒手操外，还发现使用棍仗式运动，作屈身转体运动状，双手持杖。文字说明是"以文(杖)通阴阳"。还有折腰式转体运动，脚下有一球状物，也是器械运动的形态。

　　四、导引与治病关系：《导引图》文字说明中直接提到治病的项目共有："烦"、"痛明"、"引聋"、"引温病"等12处，说明导引不仅对四肢部位的膝痛、消化系统的腹中，五官的耳目，甚至某些传染病的治疗有着密切关系。

　　马王堆《导引图》所反映在医疗体育上的四个方面内容足以说明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应用医疗体育的国家。欧洲学者马亭伦承认，西方通过艾氏的介绍，从远东抄袭了中国的医疗体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认为，西方现代的医疗体操实际上是从中国早期的体操传入欧洲演变而成的。所以，西方学者称呼中国是"医疗体操的祖国"。

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是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成书于公元1247年，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司法检验书， 比公元1602年意大利人福寞乃·法特里所写的法医专著要早355年。后来传到海外，有英、法、荷、德、朝鲜、日本、俄文等译本。

　　我国的法医学有很悠久的历史，很早就执行法医检验。汉代蔡邕解释礼记月令中认为，其损害在皮肤部份的叫伤，在血肉部份的叫创，在筋骨部份的叫折。可是在宋以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医专著。宋慈出身于福建建阳的一个官僚家庭，曾四次担任高级刑法官。据史料记载，他为官期间办事公道，能听讼清明，扶弱除奸，雪冤禁暴，得到群众的爱护。他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许多行政司法经验，并参考了很多有关文献才写成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法医学专书《沈冤集录》，这也是历代法医学的经验总结。出版后500年来，成为审案官吏的必备参考书籍。

　　全书共分4卷，从生理、药理、诊断、治疗、预防、急救、检验等方面进行论述，有不少内容至今仍可借鉴，如在治疗骨折时用夹板固定伤断部位，包扎创伤用活剥鸡皮作绷带，它富于弹性，从而能缩短创伤愈合时间。

　　在对于缢死(吊死)的人抢救方面的介绍，近乎于现代的人工呼吸法，大体上能符合现代生理病理的原则。

　　在验尸中指出，尸体上微红的斑痕，是死后血行停止，血液凝积而形成的"尸斑"。又从死后身体各部肌肉僵直的程度来推断死因。书中认为："生前以刀自割身死，则两手紧握"。这也是很有价值的科学推理。

　　在鉴别毒物学方面认为："土坑漏火气而臭秽者，人受薰蒸，不觉自毙，而尸软无损……"，这与现代一氧化碳煤气中毒的情况完全相同。

　　对有服毒症状的描写也十分细致："凡服毒死者，口眼多开，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惧青黯，口眼鼻间有出血……"。

　　在解毒方法上如解砒毒，用鸡蛋白10～20个搅均和入明矾9克，灌进服毒者口内，吐后再灌。这与现代用牛奶解毒，同样通过蛋白质与矾凝固，使毒液不被胃吸收。近代洗胃催吐法与明矾作用相似。因此这些都是很有科学原理的方法。

　　在预防方面《洗冤集录》也有介绍，认为验尸前必须要洗罨，用皂角洗尸体后，再用糟醋洗罨，可防止检验时细菌感染。

　　通过以上这些记载的内容，可以了解宋代法医学的辉煌成就，在同一时代，欧洲的法医学还处在黑暗时期，到18世纪他们在毒物学和医普化学上才开始逐渐发展，这也是我国法医学的光荣。

《新修本草》是在公元659年由唐代苏敬等20余人编写的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它比欧洲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1498年出版)早839年，比1535年颁发的世界医学史上有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76年，比俄国第一部国家药典(1778年颁行)早1119年，所以有世界第一部药典之称。

　　原书是卷子本，计21卷。除序例外，以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等分类，共收集药品859种，并注意药物实际形态。当时曾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形色，画成图形，另外还加有说明的图经。《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图经的篇幅繁富，超过正文的内容。

　　在内容方面，《新修本草》也很突出。由于当时正处于唐朝全盛时期，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有不少外来药品通过贸易进入我国，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鸦片一物就是由波斯地区当贵重药物运进中原的。

　　由于《新修本草》内容丰富，所以一经问世，立刻四散传播，最早由当时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徒传过去，对日本医学界影响很大，不久又传到朝鲜等国。

　　本书不仅流传广泛，而且流传时间也久。自公元659年开始，直至公元10世纪的中叶(宋代)，这300多年中，日本和我国的医家都把它列为必读之课本。

　　《新修本草》在宋元祜年间已完全失佚。我国在1959年重新出版的《新修本草》是根据德清《傅氏纂庐丛书》中影印过来的，这使广大读者可以见到1300多年前唐朝原书的面目，实在是件十分好的事情。